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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辉煌灿烂，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此为自豪。但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中国在经济、科技、制度等方面全面落后西方，进而引起“中国文化是否也落后西方”的讨论，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做一些探讨。”

—— 北川

– 引言 –
中国文化的变迁历程

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在全球范围内，是人类文明发展较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距今约五千年，虽然最近几年史学界对于殷商时代之前的中国历史有诸多质疑，但最晚至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中国境内已经出现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中国人独有的对宇宙和世界的认识，也从那个时代开始全面成型并逐渐完善。

至春秋时期，中国文化已经完全成熟，其尊德尚贤、重农轻商、理本物末的根本特点，贯穿此后两千余年，直至如今。可以说，从殷商至春秋，是中国文化从奠基到完全成熟的过程，春秋时代，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和思想的高峰，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已经出现。

秦灭六国，废封建而行郡县，其国祚虽短，但这个制度却被汉王朝继承，并不断巩固加强，成为此后两千余年中国的根本制度之一。

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文化和思想相较于春秋时代，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汉初，黄老之说盛行，从高祖至景帝，道家思想是当时精英阶层的普遍共识。及武帝即位，年轻气盛，欲大有为，汉朝国力也有相当的积累，所以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已经不能满足当时朝廷的需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过汉儒改造的儒家思想正式登场，成为此后两千余年中国的根本主流思想和文化的根本基因。可以说，经过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高峰后，到了秦汉时代，由於在制度和思想上形成了此后兩千余年的基本模板，所以中国的文化相对于春秋时代形成基本框架后，也在汉武帝时代正式修正定型。

再往后一千多年，到了宋朝，由于佛教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宋儒们纷纷开始借鉴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思想，用于加强儒家思想的厚度，由此产生了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的理学。而到了明朝，由王阳明将理学思想发挥至极致，产生了著名的“阳明心学”，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高峰。而总体来说，明清两朝，由于制度的保守，思想也开始停滞，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心学之后，基本进入停顿状态。

了解了上述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文化，在一些根本理念上，和春秋乃至殷商時代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在很多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也和源头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即使是这样，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为自己拥有先进的文化而感到自豪，如孔子就曾经说过：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

很明显，孔子认为以“束发右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才是先进的。而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周边民族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不断被融合，甚至像五胡乱华、辽金西夏、蒙元满清等时期，异族的军事力量虽然足以毁灭中原政权，但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在文化和思想上被汉化。中国文化，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容器，足以包容、消磨、同化一切其他文化，这足以让中原读书人引以为傲。而在这样的优越感之下，中国人对“异族”的概念也并非是以血统、外貌来划分，而更多是以“是否认同中国文化”来划分，一如韩愈所说：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

然而，这份数千年来厚重绵长的优越感，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枪炮声，逐渐消散，化作云烟。

中国的读书人和精英阶层开始痛苦地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3】

近代中国文化的迷茫与彷徨

中国和西方，自古就有商贸和文化的交流，但因为古代通讯和交通条件都很低劣，所以中国真正开始对西方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是从明末开始的。

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并且在此后的二十八年中一直住在中国传教，直至去世。利玛窦在中国的后半生，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向中国民众和精英阶层广泛介绍西方的文化和科技，颇得当时士大夫们的尊重，他也成为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位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传教士。

利玛窦去世九年后，另一位对中西近代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的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来到了中国。

他在中国传教四十七年，

和明末清初的中国政坛高层有很深的交集，甚至做了清廷的高官，死后被追赠正一品。

对于以利玛窦、汤若望为代表的一大批在明末清初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中国精英们一方面对他们所带来的西方科技表示了好奇甚至愿意学习了解采纳，比如汤若望就以西方天文学知识为基础，为明清两朝都编撰过历法；康熙帝本人也对西方科技知识非常感兴趣。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对于西方的这些东西，还是停留在“奇技淫巧”的认识层面，甚至有一些著名的士大夫，因无法回避西方科技全面领先中国的事实，进而发展出“西学中源”之说，认为这些科技的源头都在中国，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就曾经说过：

“西洋历家既能测知七曜远近之实，而又窃张子左旋之说以相杂立论。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之可守也。”【4】

而由康熙帝颁令编写的《数理精蕴》则更是说得直接：

“我朝定鼎以来，远人慕化，至者渐多，有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数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粤稽古圣，尧之钦明，舜之睿哲，历象授时，闰余定岁，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推步之学，孰大于是？至于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肆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5】

– 从技不如人到文化之争 –

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这场战争是以清朝失败而告终，大清的精英们第一次近距离见识了西方人的“器物之利”，并由衷地发出“我不如彼”的感叹。

如众所熟知的禁烟大臣林则徐，在被贬戌新疆途中，于一封信中向友人这样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6】

但即便如此，大清的精英们还是不愿意承认西方已经全面超过中国，并且在今人看来完全是无知的态度来点评西方。

如林则徐曾经说过：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又说“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7】

不过，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中国的士大夫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反省，他们至少认识到自己的器物不如西方，所以觉得应该在这方面向西方学习。比如林则徐的好友、《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就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考虑，而编撰了这部在当时看来是非常新潮的典籍。

可惜的是，哪怕只是“向西方学习技术”的这种观念，在当时都没有引起广泛的共识，从《海国图志》出版后长期乏人问津就可以看出。直到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遭遇了开国以来最大的惨败，连北京都失守了，咸丰皇帝客死承德，大清的精英们方才如梦初醒，觉得有必要真正开始学习西方的技术。如晚清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冯桂芬就说过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8】

但是，虽然学习西方的技术在1860年代以后成为大清精英的主流共识，但对于除了技术以外的东西，要不要学习，士大夫们是有严重分歧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那就是：

同样是面对异族的军事入侵，同样是失败之后的割地赔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清政府的遭遇却和三千五百多年以来诸多有着类似经历的中原政权完全不同：因为它是第一个中原政权，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而且完全没有可能被“消磨同化”的异族文明。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朝廷像大清这样尴尬和窘迫。按照中国人向来的标准，大清这次是遇到了真正的“蛮夷”，永远也不可能“中国之”。

更要命的是，随着和西方世界的交流增多，中国的精英们发现这些“蛮夷”非但不能被“中国之”，反而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表现得更加的优越。比起洋人的坚船利炮，这是更加让中国读书人恐惧的地方。

自周至明，中原王朝虽然经常在军事上败给异族，甚至因此而亡国（如北宋和大明），但从来没有在文化上输掉过，反而不断把异族同化成“中国”，满清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

但现在，这些高鼻碧眼、金发白肤的“蛮夷”，居然显得比中国更加文明，遭遇到这些人，就已经不仅是亡国的问题了，按照明末大儒顾炎武的说法，这已经是要“亡天下“了。

自殷商以来，三千余年，中国人不断亡国，却从来没有亡过天下，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加令人痛心和恐惧乃至疑惑的事情吗？

那么，中国的精英们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变局，为了图强救亡，作出了哪些转型努力？请看下篇。

– 下篇链接 –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彷徨与转型思考（下）

 

参考资料

【1】《论语 • 宪问》
【2】《原道》 韩愈
【3】《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 李鸿章
【4】《船山思问录》 王夫之
【5】《数理精蕴》 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等
【6】《中国近代史》蒋廷黻
【7】《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王龙
【8】《校邠庐抗议》冯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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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繁文缛节，只聊用得上的国学

 主撰稿人：北川先生

华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文化部特聘传统文化讲师
青岛恒星国学院特聘教授
欧洲东方商学院学术总监
广州菊坡国学书院副院长